根据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记载，1936年9月，一个秋意渐浓的日子，当徐向前正与李先念、李特等将领在指挥部紧张筹备红四方面军北上陕北的各项事宜时，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突然神色凝重地推门而入。这位平日里威严的领导人此刻面色苍白，一开口就语出惊人：我这个主席实在干不下去了，还是让昌浩同志来当吧！这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在场的将领们面面相觑，指挥部内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大家才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爆发了两人共事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执。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部队下一步的战略方向：陈昌浩坚决主张立即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而张国焘则坚持认为应该先西渡黄河，在宁夏建立根据地，为一方面军渡河创造条件，最终实现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的战略目标。在随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经过长达数小时的激烈辩论，绝大多数将领都站在了陈昌浩一边，张国焘的提案最终被否决。这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岗位上首次遭遇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反对。 面对昔日亲密战友的集体倒戈，再加上自己此前另立中央的沉重政治包袱，张国焘的情绪彻底崩溃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领袖此刻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泪流满面，声音颤抖地说：我已经不行了...去陕北就是等着坐牢的...党籍肯定保不住了...四方面军就交给昌浩同志吧...徐向前等人见状连忙上前安慰，经过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耐心劝导，才勉强让张国焘的情绪平复下来。 多年后徐向前在回忆这段历史时，特别强调了两点关键细节：首先从纯军事角度分析，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并非全无道理。陕北地区地瘠民贫，要同时供养红一、红四两支主力红军的后勤压力确实难以承受。而且两军会师后必然要与敌军展开决战，胜负难料。其次，陈昌浩与张国焘的争执表面上是军事路线之争，但其中隐约透露出权力更替的意味，这种微妙的政治氛围让当时的气氛格外紧张。 但真正压垮张国焘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他此前另立中央的政治冒险。据杨尚昆回忆，在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张国焘于卓木碉召开会议，公然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并悍然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党籍，还通令叶剑英、杨尚昆停职审查。更令人震惊的是，他还发电报严令禁止北上的中央红军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这一系列举动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同志义愤填膺，强烈要求以牙还牙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毛主席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他说：要给他们留条后路，如果现在就做绝了，以后就难有转圜余地了。因此中央在回复电报中只强调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合法地位，同时内部仅在小范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连师级干部都未完全传达。 实际上，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完全是他自封的，既未经党章程序，也未获共产国际认可。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看他当时已是骑虎难下，既心虚又害怕。他不敢把事情做绝，因为必须给自己留条退路。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1935年底，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抵达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对中央红军长征的高度评价，并明确肯定了中央北上路线的正确性。这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对张国焘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在当时，共产国际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陈昌浩立即转变立场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决定，张国焘顿时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 追溯张国焘当初执意南下的原因，其实也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关。据张国焘回忆，在两河口会议期间，毛主席曾提到要向甘北、宁夏发展，并称这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靠近外蒙的指示。张国焘对此极为重视，立即向张闻天求证。张闻天解释说：中央苏区撤离前（约10个月前）共产国际有过电报，说在困难时可考虑靠近外蒙。但张国焘始终半信半疑，因为早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苏联顾问鲍罗廷就提出过红军北上平津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更让张国焘犹豫的是，当时苏联与日本在外蒙的紧张关系使局势更加复杂。事实上，当时中央和张国焘对陕北情况都很陌生，连刘志丹、高岗的游击队是否存在都难以确定。张国焘曾坦言：我们那时连刘志丹、高岗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徐海东的部队是否存在也是个谜。对于苏联的真实态度，更无人能给出确切答案。 但历史最终证明张闻天所言非虚。张浩带来的斯大林亲口表态，明确支持中央路线并承诺提供援助，这使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彻底破产。面对铁一般的事实，张国焘在北上的漫漫征途中，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豪赌已一败涂地，这才有了他在众人面前情绪崩溃的那一幕。 发布于：天津市驰盈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